女知青自述丨陈辛:我在兵团被怀疑"五一六"打入另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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楼主 2018-06-25 04:57: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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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编的话: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。本号开辟的“知青”栏目,将重点分享知青朋友的纪实性文图稿件,期待您的支持。本号对知青朋友“不堪回首”或“青春无悔”的争论不持立场,只愿提供一个网络平台,供大家回忆、再现、追思、反省那一段以身相许的苦乐岁月。


《女知青自述》系列文章,选自北大出版社1995出版的臧健、中陆、田小野主编的知青口述史《五十个北京女知青的自述》。

    

作者简介

陈辛,1966届高中毕业生,1968年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,1977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,毕业后在某杂志工作至退休,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。

原题

沉重的旅程


作者:陈辛

原载微信公号“熊窝XW”



1968年6月26日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。我,一个六六届高中毕业生,要去黑龙江的国营农场做一名农业工人了。这可是个令人“羡慕”的工作,是我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才争取到的!


能去黑龙江对我来说有一层特殊的意义,当时中苏边境形势比较紧张,被批准去北大荒的人必须“政治可靠”;我总算得到了学校的批准,就足以说明我的母校还没有把我列到“反动”之列。在学校里,由于我对文革中抄家、打人批斗持有异议,始终被视为异端;军训团的解放军干部也认为我这个高中三年级的学生思想很危险,甚至怀疑我是“五一六”分子。这种怀疑导致他们整理出一大批关于我的“黑材料”。当然都是捕风捉影,说明不了什么。


我是自愿到北大荒的,对艰苦的劳动早有思想准备。要适应这里的生活,成为真正的农业工人,必须经受种种磨练。


刚到北大荒,正值麦收季节。第一天分配我干的活就是在场院里编草帘子,这是最轻的活儿。哪知我的手一沾青草就红肿起来,奇痒无比,惹得不少职工家属都来看:“这么细皮嫩肉的,她爹妈怎么舍得让她来这儿!……”这真让人扫兴!我离开这伙“老娘们”(北大荒对结了婚的女人的称呼)去扛麻袋。在场院上,男人扛120斤的大麻袋,女人扛70斤的小麻袋。两个男知青把70斤的小麻袋往我肩上一放,我的右手赶快撑在腰间,左手举上来抓住麻袋口。还没走几步,身后传来一阵哄笑。


我被笑毛了,脚下一绊,整袋麦子扔到了场上,全撒了。队长过来说:“你是不是腰有病?刚才扭成那个样,都说你在跳舞!”我说:“腰有没有病您别管,我就是想学会扛麻袋”。他说:“扛麻袋一定腰腿有劲,你力气小,算了吧”。我坚持道:“我有力气,就是不会使。您教我吧!”他二话不说,双手提起一袋麦子,放到我的肩头,我一步一颤地往前走。队长嚷道:“腿不许弯!把腰挺起来!手把住了!脚下走稳一点!唉……算了吧”。又是一阵笑声——又撒了!


我心想,今天非学会不可!有个高个子男知青装好一袋麦子站在那里笑,我请他帮我把麻袋放到肩上。他一边帮我把麻袋放到肩上一边说:“我看你是重心不稳,所以才走得歪歪斜斜的,麻袋能不掉下来吗!”我似有所悟。这次不知道是麻袋放对了劲儿,还是经过两次失败有了点经验,总算是把这袋麦子扛到了粮囤里。


这年麦收,我扛麻袋入囤磨破了两件衣服;我肩膀上的嫩皮也由红肿而磨成了厚茧。70斤的小麻袋对我来说已不在话下,连120斤的麻袋都能扛了。当然我不是最能干的,因为有的女知青能像男人一样扛起150斤乃至180斤的大麻袋呢!


经过半年多的锻炼,我学会了各种农活成了一个粗壮的农村姑娘。艰苦的生活磨练了意志,使我能够熬过比艰苦生活更严酷的“政治严寒”。


1969年12月,结束了第一次探亲假,准时回到连队,直觉使我感到连里的气氛有些异样,正在暗暗纳闷的时候,一位团军务股长(这时农场已改成建设兵团)到连里“蹲点”来了。在全连大会上他发表了声讨“五一六”反动组织的讲演,然后“上挂下联”,把我当 “五一六”分子揪了出来。


会后这位股长和连指导员把我叫到连部,声色俱厉地又把我训了一顿。大概意思是“别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,要老实交代自己的问题”等等。“我没有参加过五一六”我解释说,“你还要狡辩!明天把你所有的日记和信都交到连部来!”


回到宿舍我久久不能入睡:我猜测这是一个留校做了革委会负责人的同学把文革中整的那些“黑材料”转过来了。心中无鬼不怕鬼,那些黑材料都是一些不实之词,日记和信谁要看就来拿,我不自己交出去!我拿定主意决不承认那些“没影儿”的事,更不嫁祸于人。要用事实证明自己的清白。第二天,所有信和日记都被指导员派来的人拿走了,连里并没有让我写什么检查交代,大概是那位股长已经拿着我的日记和信回了团部。


从此我成了 “阶级斗争对象”:失去了和家里、同学的联系——收不到任何来信,我要发信也必须经过连里的审查。我决计在没有恢复通信自由之前不写信了。当时我也不能随便出入连队,不管去哪儿,要有师部政治处批准。


对我的审查和批判根据上级的需要时紧时松,只要那位股长一来,形势立刻变得剑拔弩张。常常是白天上班晚上批判,要不又是连夜的逼供。他要我交代反动的组织纲领、计划,无休止地写各种材料,几天几夜不得安宁。


审问中,我进一步证实了自己的推测,因为大部分要交代的问题都同中学的文革运动有关。这位股长实在找不到像样的证据,居然把夹在我信件中的同学们画给我的两个团之间的行走路线图,当众污蔑成偷越国境的地图。甚至对到连队找我小聚的男女同学也要怀疑,逼着我交代与他们的关系。我一口咬定,就是正大光明的同学关系。


这时有位老职工很和蔼地说:“你是个痛快人不要挤牙膏似的,挤一点说一点嘛……要是有什么不好说的,会下可以和XX(哈尔滨知青女排长)说……”。会后我找到这位女排长,她经常在审讯我的时候坐在旁边,我说:“请你转告X股长,我没什么‘不好说的事’”。她很有兴趣地等着,似乎我能说出什么“爆炸性”新闻……我忽然明白了,什么“不好说的”,原来就是想知道我和男同学干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!在他们眼里,一个人如果是个“反革命”她一定就是个流氓。


从1969年底到1971年秋天,我干的体力活多是惩罚性的。没有休息日……包括女同志每月应该休息的例假。大家休息时我要到一公里以外的水房为大家挑水,而这水是轮不上我喝的,我经常只能喝路旁沟里的水。那里面有许多小虫子,当地的人都说不能喝。


砖瓦连在夏季要抓紧日照时间长的季节做出砖坯,每天从日出到日落(早3点至晚上8点)连续作战,一天要做出十几万块砖坯,或一天之内装、出几孔窑。每当此时,我都被点名做最重的活,比如,连续十几小时推独轮车给制砖的搅拌机供土,每车土都有三四百斤;出窑的时候专门让我在摄氏35度左右高温的窑里往外递砖……我一直自觉地承担起这些重活儿。


出窑这活儿从前一般是劳改犯干的,自从知青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后,倒是不分男女全都干起了这种又脏又累的活儿了。窑里的粉尘呛得人睁不开眼,而且鼻咽也因吸进了大量的砖末而过敏,流鼻涕、咳嗽。我的眼睛近视600多度,进入窑里又不能戴眼镜,只能凭感觉摸索着拣砖,而且速度一定要快。慌乱之中,被倒下的砖砸伤腿、脚、手、脸是常有的事。


况且同样是窑里面的人,别人干10多分钟就会有外面的人替换,劳动结束后还能得到各种表扬。而我不干完这一窑(约4万块砖)是不可能走出砖窑的,没有表扬,更休想有人替换,因为我是“反革命”!我在接受改造!每次出完窑,我的头发上、脸上、鼻孔里、耳朵里、嘴里、嗓子里、脖子里全都是红砖末,完全像一尊庙里的泥菩萨。


能和大家一起干活儿,尽管累,毕竟是一种“幸福”,最可怕的痛苦是遭到孤立,没人理。从1969年至1971年,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哈尔滨等城市的知青源源不断地来到建设兵团,每来一批新知青,连领导都要介绍本连的“阶级斗争”,我就成了“不可接触者”,没有几个人敢接触我。


因此我常常独自一人去完成一种活儿。比如伐木的时候,我一个人拿一把斧子在一片树林里伐树。那时我的力气很大,两三下就能砍到一棵碗口粗的杨树;需要用锯子的时候,我就带一把小手锯,也能锯倒不太粗的树。扛木头也很少有人帮忙。


记得几次扛木头,适逢生理期,感觉脚下像踩着棉花一样没有根。扛起木头,眼前金星直跳,腰也直不起来,脸上直淌冷汗。我总是咬紧牙关,心中默念着:“坚持,坚持就是胜利!”


这样的超强劳动大约持续了3年,直到发现身患各种疾病,再也不能做体力劳动了。幸亏那时我已被平反了。


在令人窒息的压力下,我时刻用两句话来鼓励自己:“真理在胸笔在手,无私无畏即自由”;“我们应该相信群众,我们应该相信党”。没人理我,我就在日记上和自己交谈,但是所写的日记又被收走了,还会“罪上加罪”,所以我就和书交谈。我爱读书,当时只能读毛主席著作。买了一些马恩列斯的书来读,就被说成是用“马恩列斯来反对毛主席”。对于这类荒唐的指责,只好置之不理,这当然又会落下“顽抗到底”的罪名。


我的铺位在女宿舍的角落里。又冷又潮,冬天墙上永远挂着冰霜,没人愿意来,对我来说可是一块独处看书的“宝地”。当然,会有一些人突然过来质问“你在看什么?”甚至抓过去审查。每逢这时,我总是默念着“不要和群众对立”,不能生气更不能发火。不能扩大这种人为的隔阂。在宿舍里,我主动承担挑水、修整厕所等,但还会被说成“拉拢腐蚀小青年”。


真诚地求助于党组织,把心里想不通的问题向连领导倾诉,这大概是唯一可以和人沟通的途径。经过几次谈话之后,处境有所改善:家信能收到了,要求去看望弟弟妹妹或同学也能获准了,在连里,来找我谈话人也多起来了。


相信党的政策,否则难以熬过那“可怕的寒冬”!我也理解连长和指导员的苦衷,他们还是比较讲政策的,甚至还暗中派人看守着我,怕我因想不开而自杀。


珍宝岛战役打响之后,所在的建设兵团搞了几次“一级战备”。过年时全连男女老少必须衣不解带马不卸鞍,招之能来,来之能战。宣布“一级战备”那天,家属区一片哭声,一些老大娘都吓瘫了。女生宿舍里也乱作一团,相比之下北京姑娘们比较镇静,毕竟是首都来的,在中学参加过军事拉练。我们只是默默地按规定收拾行装。我实在舍不得我自己的书,那都是我探亲时从北京旧书店里买来,又千里迢迢地背到北大荒的。


忽然间想到,如果真有敌情,连队需要行军打仗,肯定是要在行动之前除掉我这个“阶级斗争对象”的。能不能带上这些书,对我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?我赶紧写了一封信,把它藏在身上,希望有机会寄出去。告诉父母眼下的情况,我只想家人知道:我是准备去打仗的,不是胆小鬼,并没有任何自杀的念头。如果我不得不死,希望家人能了解真相。


林彪事件对全党全国人民都是很大的触动。此后,再没有人向我逼供审讯,我究竟是不是“五一六”分子,是不是 “反革命”已不言而喻了。但是,我在连里仍是“异己分子”,这个“阴影”在平反之后还跟随了我数年。


我一次又一次地找团、连各级领导,要求给我一个结论。那时我已经快满25岁了。


终于,1973年的春天,团军务股找我去谈话。一位现役军人(不是当初那位股长),当着我的面把所有“黑材料”投进炉火中,其中也有我写的检查和交代,还有他们收走的日记和信。他承认整错了。我要求在我所在的连队宣布此事,他答应了。


此后不久我就病倒了,病了很长时间。连领导看我再也不能承担重体力劳动了,就让我负责连队的黑板报、文化夜校和为宣传队编写节目。我很喜欢这些工作,边学边干,后来成为团宣传队的专职创作人员。


1973年我父亲被重新起用以后,上级领导考虑到我家的实际困难——家里3个大孩子都下乡,我母亲已病卧在床多年,小弟弟在学工劳动中瞎了一只眼睛——决定帮助我的父母调回一个下乡的孩子。1975年的春天,负责团宣传队的一位宣传股长出差到了北京,去了我的家。回来后,他同连长谈了好一阵子。后来连长把我叫去说:“快回家看看你妈妈吧,X股长说你妈太想你了,你再不回去,怕是不行了”。


1975年6月26日,我办好了离开北大荒的手续,结束了整整7年的北大荒生活。


1977年恢复高考,我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。事有凑巧,1981年我在北京的某中学毕业实习的时候,遇到了母校那位给过我极大“恩惠”的革命同学。她急忙向我道歉,说:“对不起老同学”。我劝她不要再提过去的事了。她解释说,她整了那么多的人,总以为自己是站在革命立场上的,直到他的父亲也被划为“五一六”分子,她才怀疑是不是都整错了?我想,这是她的心里话,我可怜她。


回忆起在北大荒的岁月,我的感情是复杂的——自豪总是和苦涩掺在一起!我在人生的沉重的旅程中认识了社会,更认识了自己。值得庆幸的是我保持了一颗赤诚的心和奋发向上的坚强意志。


 (写于1994年)


本号获许可转载

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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